钢城里的“铁法官”女儿心中永远的好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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钢城里的“铁法官”唐汉华：女儿心中永远的好父亲
在攀枝花市采访的几天里，记者曾试图通过照片寻找唐汉华的生命轨迹，但始终不能如愿，应为唐汉华21年来拍的照片屈指可数，唯一一张工作照还是当年他被评为办案能手时媒体给他拍的。有人曾问过唐汉华，为什么不多拍些照片留作纪念，他的回答是让我的女儿们多照些。唐汉华对女儿的爱由此可见一斑。但在他的两个女儿的心目中，父亲古板、不尽情理、吝啬，为此，两个女儿对自己父亲不理解、怨恨过、甚至曾离家出走。直到从唐汉华遗物中发现了他为两个女儿购买的保险，一切才烟消云散……在唐汉华事迹报告会上，唐汉华的大女儿唐述芳向人们讲述了她对父亲的误解、她对父亲的恨和她对父亲永远的爱……
我出生时，爸爸远在西藏当兵，他对于我的童年仿佛就是墙上的照片，远方的来信。直到1982年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转业分配到东区法院工作，我们全家人才团聚在一起。但是，由于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缺乏他白天忙于上班，晚上埋头学习，很少有时间和我说话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是陌生的，不苟言笑，也很吝啬。记得每次学校组织春游，其他同学带的都是酸角水、鸡蛋、香肠和面包等很好吃的东西。而我呢，只能悄悄地躲在一边，喝着父亲用军用水壶给我装的白开水，就着馒头慢慢地啃着。那时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父亲有钱买那么多的法律书籍来看，却不能拿出一点钱给女儿买些好吃的？从那时起，不懂事的我对吝啬的父亲就开始有了怨言。
小时候，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远。我们只有等单位离家较近的父亲来做饭，可爸爸上班总是早出晚归，我和妹妹在家等他，经常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见父亲的身影。记得1988年初夏的一天，中午1点过，父亲疲惫的下班回家，匆匆地将头天的剩菜剩饭热好并让我带着妹妹吃，而他又着急的去单位加班，我们吃完饭，没过多久妹妹就开始拉肚子，一趟趟跑厕所。最后一次我到厕所去看，看见妹妹拉的是血。当时我吓坏了，急忙背上妹妹就往法院跑。赶到父亲的办公室后，我着急地告诉父亲：“爸爸，快点，妹妹拉肚子拉出血了，怎么办？”父亲当时正在办公室和案件当事人谈话，他摸了摸妹妹的额头，说：“不着急，等忙完就上医院”。我和妹妹坐在一旁等着。父亲好像忘了我和妹妹的存在，他做了笔录又开始进行调解，直到六点过，法院的人都下班了，父亲笑着将当事人送出门，这才想起我们，抱着昏迷的妹妹赶往医院。经医生诊断为痢疾，可能是因为中午吃了变质的剩菜。医生埋怨父亲说怎么这么晚才送来，病人已严重脱水，必须马上住院。当时我看到父亲一脸的内疚。在妹妹住院那段时间里，父亲每天都是在下班后匆匆赶到医院送完饭后就走了。又去忙着他那一直忙不完的工作。在妹妹需要作身体检查时，经常是只有十一岁的我背着妹妹在医院跑上跑下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加不理解父亲了。为什么他就挤不出一点时间来陪陪我们，就连生病也得不到他那一丁点儿关爱？毕竟我们才是他的女儿，难道不比那些当事人更亲？
1991年，父亲被确诊为乙肝中期。那一年，我正好初中毕业，按照父亲的心愿，我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希望，选择了市七中的财会班，希望能够早日出来工作分担家庭的负担。1994年，我中学毕业后，正好赶上全市法院系统增编补员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我信心百倍地报名，精心准备了两个月参加考试，结果笔试成绩离分数线仅差了十分，当时我想父亲不是就在法院工作嘛，难道就不能去为我说说情？于是，我第一次用哀求的口吻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你去找一找你们院长嘛，你是法院的职工，平时工作又那么积极，我是你的女儿，领导可以考虑一下！”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口回绝，他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这不可能。你考不上是你自己能力不够，只有再继续努力学习，爸爸从没有向组织要求什么，也不可能为你的工作放弃原则。”看着父亲那张冷冰冰的脸，我很失望，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伤心和无奈。后来，我赌气自己联系到市交通局稽征所当了一名临时工。一年后，我搬出了家门，开始了独立生活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回到父母家，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固执，他让我伤透了心。
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大伯在回家的途中被一辆摩托车挂倒，擦伤了手臂。车主当时就带大伯去了医院，并支付了医疗费。可我四叔不服气，还要求车主承担后期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共计6000多元钱。车主不同意，大伯和四叔就强行扣留了摩托车。车主居然打听到我父亲在法院工作，抱着一线希望几经周折找到我家，他手里提着酒和礼品，请求我父亲帮忙把车要回来。父亲说：“礼物你拿回去，但这件事我一定会管到底。”当晚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去了大伯和四叔家。大伯、四叔见到父亲来，非常高兴，想到父亲是法官，那个车主更是有理也无处诉了。谁知父亲反过来却让他二人赶快放车，说他们的行为和敲诈勒索一样，如不赶快放车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大伯、四叔当场就愣了，怎么父亲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帮自家兄弟帮外人？结果，兄弟三人谈崩了，四叔强行将父亲推出房门，拉扯中父亲的头撞在门边，鲜血直流，当时就去医院缝了三针。第二天中午，头上还蒙着渗血纱布的父亲又到了大伯家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终于说服了大伯和四叔，车主不花一分钱就领走了摩托车。我父亲呢，开心地独自去医院换了药，又上班去了。听母亲说起这件事后，我开始重新的认识父亲。
在我的心里，父亲是个“吝啬”的人，他舍不得对我们付出感情和时间，甚至连一脸慈爱温厚的笑容都很少见；他是个“自私”的人，心里只有工作，只有案子，只有当事人，从书记员、助审员到审判员再到办案能手，父亲拿回家的是一张张奖状、一本本证书，却从没有给我──他的女儿过一个快乐的生日，没有带我去一次令人向往的公园，甚至没有给我买过一双皮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从小到大，我穿的都是布鞋、胶鞋。长大后我的第一双皮鞋是我用自己挣的第一份工资买的。穿上鞋那天，为这多年以来的第一双皮鞋，也为我有这样一个既可气又可敬的父亲，我哭了很久。
1999年底，父亲的肝硬化出现了并发症，伴有肝腹水。为了坚持工作，他一直没有向单位透露实情，甚至连我和妹妹也没有告诉。平时吃饭，他总是低俯在桌子边，常常是满头大汗，那是无情的病魔在折磨着他的身体。这一年父亲先后住了三次院，出院后，我就发现父亲在晚饭后经常关起门来和母亲不知在做什么，打开门后，母亲眼角闪着泪花，匆匆端出一小盆微黄的水倒掉，而父亲却平静地说：“吃了药好多了。”后来，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坚强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在为自己抽肝腹水。听母亲说：父亲为了节约钱，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，更为了把剩下不多的时间用在他所热爱的审判事业上，他专门询问了医生有关抽肝腹水的方法，然后到药店购买了大号针具，自己在家操作，抽完之后再到个体门诊输人血白蛋白。随着病情的恶化，他抽肝腹水的次数也越来越勤，到去世前的两个月里，每个月都要抽好几次，一次要抽十几针管。由于腹压不能下降太快，只能慢慢的抽，有时抽一次的时间需要三、四个小时。几年来，父亲抽了多少次肝腹水，我没有细数过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，我也无法感同身受，但父亲这种同病魔作斗争的坚强勇气和精神，让我学会了勇敢地面对生活。
2003年4月，我终于凭自己的能力考入了东区法院，听到这个消息父亲舒心的笑了，望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，我默默的对自己说：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女儿将尽心的孝敬您。可是父亲却没能等到那一天。7月初，父亲经常说他热，心里难受，没有精神。有一天中午在家，父亲告诉我，上午开庭时，他心里热得火烧一样，快昏倒了。听了一向坚强的父亲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既难过又担心，几次催促父亲去医院看病，但他却说最近手上案子多，没空。7月16日早晨，父亲一起床就到厕所呕吐，吐的全是血，我们非常惊慌，坚持要陪父亲去医院，可他说今天通知了当事人去做鉴定，不能去看病，说完就晃悠着去了单位。下午，父亲终于支持不住了昏倒在上班的路上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在病床上，父亲对我说：“大女，这次我可能出不了院了。”接着，他平静地给我交待了家里今后的生活安排，要我这个长女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撑起这个家，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片冰凉。
第二天下午，父亲陷入昏迷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院领导和同事们先后都到医院看望了父亲，并送来了法院同志们的捐款。父亲吃力地对前来探望他的法院领导说：“谢谢院领导，你们是为干部办实事，为群众办好事的新一届领导班子，我感谢你们。”我知道，父亲心里很内疚，这是他在法院工作23年来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麻烦组织、麻烦领导。20日上午，父亲对院领导说：“不要再抢救我了，不要再麻烦组织了，让我静静地走。不要开追悼会，不要因我耽误了大家的工作。”7月23日凌晨2点10分，天上飘着细雨，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静静地走了。
我淋着雨，站在医院空旷的坝子上，目送着蒙着白布的父亲被慢慢地推进太平间，永远地退出了我的生命，我任凭泪水和着雨水流过的脸上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：“我亲爱的父亲，你在哪里？！”
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，发现了父亲1998年为我和妹妹购买的两份保险。1998年——那正是父亲病重急需用钱的时候，而他当时考虑的却是我们今后的生活，我体会到父亲对我们深深的爱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们一直珍藏在父亲的心里……
在攀枝花市采访的几天里，记者曾试图通过照片寻找唐汉华的生命轨迹，但始终不能如愿，应为唐汉华21年来拍的照片屈指可数，唯一一张工作照还是当年他被评为办案能手时媒体给他拍的。有人曾问过唐汉华，为什么不多拍些照片留作纪念，他的回答是让我的女儿们多照些。唐汉华对女儿的爱由此可见一斑。但在他的两个女儿的心目中，父亲古板、不尽情理、吝啬，为此，两个女儿对自己父亲不理解、怨恨过、甚至曾离家出走。直到从唐汉华遗物中发现了他为两个女儿购买的保险，一切才烟消云散……在唐汉华事迹报告会上，唐汉华的大女儿唐述芳向人们讲述了她对父亲的误解、她对父亲的恨和她对父亲永远的爱……
我出生时，爸爸远在西藏当兵，他对于我的童年仿佛就是墙上的照片，远方的来信。直到1982年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父亲转业分配到东区法院工作，我们全家人才团聚在一起。但是，由于文化知识和业务知识的缺乏他白天忙于上班，晚上埋头学习，很少有时间和我说话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父亲是陌生的，不苟言笑，也很吝啬。记得每次学校组织春游，其他同学带的都是酸角水、鸡蛋、香肠和面包等很好吃的东西。而我呢，只能悄悄地躲在一边，喝着父亲用军用水壶给我装的白开水，就着馒头慢慢地啃着。那时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父亲有钱买那么多的法律书籍来看，却不能拿出一点钱给女儿买些好吃的？从那时起，不懂事的我对吝啬的父亲就开始有了怨言。
小时候，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远。我们只有等单位离家较近的父亲来做饭，可爸爸上班总是早出晚归，我和妹妹在家等他，经常是饿得头昏眼花也不见父亲的身影。记得1988年初夏的一天，中午1点过，父亲疲惫的下班回家，匆匆地将头天的剩菜剩饭热好并让我带着妹妹吃，而他又着急的去单位加班，我们吃完饭，没过多久妹妹就开始拉肚子，一趟趟跑厕所。最后一次我到厕所去看，看见妹妹拉的是血。当时我吓坏了，急忙背上妹妹就往法院跑。赶到父亲的办公室后，我着急地告诉父亲：“爸爸，快点，妹妹拉肚子拉出血了，怎么办？”父亲当时正在办公室和案件当事人谈话，他摸了摸妹妹的额头，说：“不着急，等忙完就上医院”。我和妹妹坐在一旁等着。父亲好像忘了我和妹妹的存在，他做了笔录又开始进行调解，直到六点过，法院的人都下班了，父亲笑着将当事人送出门，这才想起我们，抱着昏迷的妹妹赶往医院。经医生诊断为痢疾，可能是因为中午吃了变质的剩菜。医生埋怨父亲说怎么这么晚才送来，病人已严重脱水，必须马上住院。当时我看到父亲一脸的内疚。在妹妹住院那段时间里，父亲每天都是在下班后匆匆赶到医院送完饭后就走了。又去忙着他那一直忙不完的工作。在妹妹需要作身体检查时，经常是只有十一岁的我背着妹妹在医院跑上跑下，从那以后，我就更加不理解父亲了。为什么他就挤不出一点时间来陪陪我们，就连生病也得不到他那一丁点儿关爱？毕竟我们才是他的女儿，难道不比那些当事人更亲？
1991年，父亲被确诊为乙肝中期。那一年，我正好初中毕业，按照父亲的心愿，我放弃了读高中考大学的希望，选择了市七中的财会班，希望能够早日出来工作分担家庭的负担。1994年，我中学毕业后，正好赶上全市法院系统增编补员，多好的机会啊！我信心百倍地报名，精心准备了两个月参加考试，结果笔试成绩离分数线仅差了十分，当时我想父亲不是就在法院工作嘛，难道就不能去为我说说情？于是，我第一次用哀求的口吻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你去找一找你们院长嘛，你是法院的职工，平时工作又那么积极，我是你的女儿，领导可以考虑一下！”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口回绝，他严肃地对我说：“这不可能。你考不上是你自己能力不够，只有再继续努力学习，爸爸从没有向组织要求什么，也不可能为你的工作放弃原则。”看着父亲那张冷冰冰的脸，我很失望，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伤心和无奈。后来，我赌气自己联系到市交通局稽征所当了一名临时工。一年后，我搬出了家门，开始了独立生活。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愿回到父母家，我不明白父亲为什么这么固执，他让我伤透了心。
1996年冬天的一个夜晚，我大伯在回家的途中被一辆摩托车挂倒，擦伤了手臂。车主当时就带大伯去了医院，并支付了医疗费。可我四叔不服气，还要求车主承担后期治疗费、误工费、精神损失费共计6000多元钱。车主不同意，大伯和四叔就强行扣留了摩托车。车主居然打听到我父亲在法院工作，抱着一线希望几经周折找到我家，他手里提着酒和礼品，请求我父亲帮忙把车要回来。父亲说：“礼物你拿回去，但这件事我一定会管到底。”当晚父亲便和母亲一起去了大伯和四叔家。大伯、四叔见到父亲来，非常高兴，想到父亲是法官，那个车主更是有理也无处诉了。谁知父亲反过来却让他二人赶快放车，说他们的行为和敲诈勒索一样，如不赶快放车，后果是很严重的。大伯、四叔当场就愣了，怎么父亲胳膊肘往外拐，不帮自家兄弟帮外人？结果，兄弟三人谈崩了，四叔强行将父亲推出房门，拉扯中父亲的头撞在门边，鲜血直流，当时就去医院缝了三针。第二天中午，头上还蒙着渗血纱布的父亲又到了大伯家，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终于说服了大伯和四叔，车主不花一分钱就领走了摩托车。我父亲呢，开心地独自去医院换了药，又上班去了。听母亲说起这件事后，我开始重新的认识父亲。
在我的心里，父亲是个“吝啬”的人，他舍不得对我们付出感情和时间，甚至连一脸慈爱温厚的笑容都很少见；他是个“自私”的人，心里只有工作，只有案子，只有当事人，从书记员、助审员到审判员再到办案能手，父亲拿回家的是一张张奖状、一本本证书，却从没有给我──他的女儿过一个快乐的生日，没有带我去一次令人向往的公园，甚至没有给我买过一双皮鞋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从小到大，我穿的都是布鞋、胶鞋。长大后我的第一双皮鞋是我用自己挣的第一份工资买的。穿上鞋那天，为这多年以来的第一双皮鞋，也为我有这样一个既可气又可敬的父亲，我哭了很久。
1999年底，父亲的肝硬化出现了并发症，伴有肝腹水。为了坚持工作，他一直没有向单位透露实情，甚至连我和妹妹也没有告诉。平时吃饭，他总是低俯在桌子边，常常是满头大汗，那是无情的病魔在折磨着他的身体。这一年父亲先后住了三次院，出院后，我就发现父亲在晚饭后经常关起门来和母亲不知在做什么，打开门后，母亲眼角闪着泪花，匆匆端出一小盆微黄的水倒掉，而父亲却平静地说：“吃了药好多了。”后来，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坚强的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在为自己抽肝腹水。听母亲说：父亲为了节约钱，为了不给单位添麻烦，更为了把剩下不多的时间用在他所热爱的审判事业上，他专门询问了医生有关抽肝腹水的方法，然后到药店购买了大号针具，自己在家操作，抽完之后再到个体门诊输人血白蛋白。随着病情的恶化，他抽肝腹水的次数也越来越勤，到去世前的两个月里，每个月都要抽好几次，一次要抽十几针管。由于腹压不能下降太快，只能慢慢的抽，有时抽一次的时间需要三、四个小时。几年来，父亲抽了多少次肝腹水，我没有细数过，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毅力，我也无法感同身受，但父亲这种同病魔作斗争的坚强勇气和精神，让我学会了勇敢地面对生活。
2003年4月，我终于凭自己的能力考入了东区法院，听到这个消息父亲舒心的笑了，望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，我默默的对自己说：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女儿将尽心的孝敬您。可是父亲却没能等到那一天。7月初，父亲经常说他热，心里难受，没有精神。有一天中午在家，父亲告诉我，上午开庭时，他心里热得火烧一样，快昏倒了。听了一向坚强的父亲说出这样的话，我既难过又担心，几次催促父亲去医院看病，但他却说最近手上案子多，没空。7月16日早晨，父亲一起床就到厕所呕吐，吐的全是血，我们非常惊慌，坚持要陪父亲去医院，可他说今天通知了当事人去做鉴定，不能去看病，说完就晃悠着去了单位。下午，父亲终于支持不住了昏倒在上班的路上，被送进了医院。在病床上，父亲对我说：“大女，这次我可能出不了院了。”接着，他平静地给我交待了家里今后的生活安排，要我这个长女，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撑起这个家，听到这些话我心里一片冰凉。
第二天下午，父亲陷入昏迷，医院下了病危通知。院领导和同事们先后都到医院看望了父亲，并送来了法院同志们的捐款。父亲吃力地对前来探望他的法院领导说：“谢谢院领导，你们是为干部办实事，为群众办好事的新一届领导班子，我感谢你们。”我知道，父亲心里很内疚，这是他在法院工作23年来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麻烦组织、麻烦领导。20日上午，父亲对院领导说：“不要再抢救我了，不要再麻烦组织了，让我静静地走。不要开追悼会，不要因我耽误了大家的工作。”7月23日凌晨2点10分，天上飘着细雨，父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静静地走了。
我淋着雨，站在医院空旷的坝子上，目送着蒙着白布的父亲被慢慢地推进太平间，永远地退出了我的生命，我任凭泪水和着雨水流过的脸上，我在心里默默地呼喊着：“我亲爱的父亲，你在哪里？！”
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，发现了父亲1998年为我和妹妹购买的两份保险。1998年——那正是父亲病重急需用钱的时候，而他当时考虑的却是我们今后的生活，我体会到父亲对我们深深的爱。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们一直珍藏在父亲的心里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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